2024年3月26日下午，河仁慈善论坛第101期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社会学院（河仁楼）401合美堂举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王宁教授受邀作题为“消费社会在中国何以是中国式的？——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消费张力与劳动供给”的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院长陈友华主持。
讲座中，王宁教授围绕中国消费社会的独特性问题，依次从以下方面展开：首先，扼要概括韦伯、坎贝尔、费孝通对劳动者是否以及如何摆脱经济传统主义的解释逻辑，指出坎贝尔的浪漫主义消费伦理在解释当代中国劳动量过度供给现象的局限性，提出中国劳动者的劳动量过度供给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家二元消费伦理驱动的研究假设；接下来，具体阐释西方浪漫主义消费伦理与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分析儒家消费伦理二元化的文化根源，介绍儒家社会中的项目性消费、储蓄偏好与劳动量供给，分析机会结构、家庭消费项目标准与消费张力，阐述社会流动与家庭消费项目标准的动态提升；最后，阐明研究结论。
以下为本次讲座文字实录，分享于此，供广大读者研习之需。
一、引言
1、韦伯的问题
社会为什么会由传统走向现代，是韦伯一生的社会学生涯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现代性诞生的一个条件是劳动者的经济传统主义或传统经济态度让位于现代经济态度。韦伯认为，西方社会超越传统经济主义的条件，来源于超越性宗教，即新教伦理。这是一种把劳动或工作本身看做目的的价值观念。劳动者创造财富是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而不是为了糊口。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形成了为生产而生产，或为工作而工作的劳动态度。正是这种劳动态度导致了劳动力最大化的供给。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超越经济传统主义的价值观。
2、坎贝尔对韦伯问题的拓展
坎贝尔认为，韦伯忽略了另外一种克服劳动者经济传统主义的方式：消费革命。由于消费欲望和需求的增加，劳动者选择更努力地工作，以便增加收入，满足消费欲望和需求。坎贝尔指出，英国的消费革命起源于十八世纪，体现为消费行为不再受制于传统节俭伦理，而是服从于浪漫主义消费伦理。这种新的消费伦理不但为随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需求市场方面的条件，而且也促进了劳动供给（Campbell 1983）。消费社会的出现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Campbell 1987）。如果没有消费领域的革命，只能在生产领域克服经济传统主义，但是无法在市场领域克服经济传统主义，而资本主义既需要提供生产也需要有销售市场。这是坎贝尔指出的韦伯理论存在的问题。
3、费孝通的问题
无独有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劳动者是否以及如何摆脱经济传统主义的问题。费孝通在《禄村农田》中说，种田的体力劳动是痛苦的。禄村的农民厌恶劳动。有农田的农户更愿意雇工而免除自己的体力劳动，尽管这会让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一部分，当然，虽然生活水平因雇工需要支付成本而有所降低，但也还算过得去，不然就不会雇工了。这些农户用牺牲一部分生活水平的方式，来换取不劳动的闲暇生活（费孝通1990：126）。他们从物的享乐转变为时间的享乐（低成本支出的消遣时间）。减少劳动和减少消费的结果，就发生了闲暇。这就是消遣经济（费孝通1990：121）。
4、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供给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种经济传统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了。尤其是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农民工”源源不竭地从农村进入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城农民工告别了消遣经济。工厂加班。很多其他职业类型（包括白领）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加班现象。消费欲望的扩大，促进了劳动供给。
5、劳动量过度供给
中国的劳动者陷入了劳动量过度供给现象。劳动量供给不同于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指的是有劳动能力的潜在劳动者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劳动量供给指的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长或工作量（如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每周工作多少天，每年工作多少周）。这种劳动量供给往往受国家制度的某种约束。但是，尽管有这种约束，中国依然存在大量的劳动量过度供给现象。
6.如何解释劳动量过度供给？
坎贝尔的浪漫主义的消费伦理只能解释以英格兰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现象，但无法解释劳动量过度供给现象。浪漫主义精神恰恰是与劳动量过度供给相矛盾的。但在当代中国，扩大了的消费欲望不但鼓励人们的劳动力供给，而且也鼓励劳动量过度供给（当然，劳动量的过度供给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7、问题
在中国，劳动量过度供给在某种程度上是消费伦理驱动的，但不是坎贝尔所说的浪漫主义消费伦理，而是儒家式消费伦理。儒家式消费伦理嵌入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消费社会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与坎贝尔所说的浪漫主义消费伦理存在明显的差异。
我们要问的是，驱动中国劳动者的劳动量过度供给的消费伦理究竟是什么？它与坎贝尔所说的浪漫主义的消费伦理的区别何在？中国的消费伦理何以会导致劳动量过度供给和局部节俭有余现象？
二、从西方浪漫主义消费伦理到儒家二元消费伦理
1、现代化与消费革命
从经济逻辑看，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通过消费革命来吸收过剩产能。在西方学术界，大部分学者都把消费革命看作是西方社会二战以后的事情。然而，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他们认为，现代消费革命可以追溯到英格兰的十八世纪（McKendrick, et. al., 1982）。缪客尔基（Mukerji, 1983）、坎贝尔和许多其他学者认同这种观点。
在坎贝尔看来，韦伯只解释了工业革命所必需的劳动态度和观念的改变，但没有解释工业革命所必需的消费态度和观念的改变（Campbell 1983）。
2、消费伦理：传统与现代
坎贝尔认为，要从消费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就必须对传统和现代的消费伦理进行区分。在传统社会，由于物品短缺、经济静态，人们的欲望水平很低，只维持简单生存。追求过上更好的生活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对社会构成威胁。
现代消费者对待消费的态度截然不同。由于生产方创造出源源不断的新产品，人们认为，试图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是不道德的，相反，不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是不道德的。因此，人们有义务不断追求消费欲望的满足（Campbell 1983）。
3、浪漫主义运动与现代消费伦理的形成
在坎贝尔看来，现代经济是一个“没有限制”（without limits）的经济，意味着消费者的欲望也必须与此对应。为此，消费者必须习得一种永不满足的心理状态，形成“要去要”（want to want）的义务。这种抽象的欲望形成能力并不是植根于人的天生的心理，而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他从1750-1850年发生在西欧的浪漫主义来解释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的形成。这种浪漫主义是对工业化的一种文化反应，主要针对的是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强调情感的价值，强调感觉。因此，浪漫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浪漫主义的自我概念的兴起。消费是自我的表达，追求体验性、想象性和情感性（Campbell 1983）。
4、浪漫主义的消费伦理
坎贝尔指出，如果说现代生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一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那么，新教伦理显然不是现代消费主义的先决条件；恰恰相反，它是现代消费主义的对立面。
在坎贝尔看来，促成消费主义精神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通过为新的动机提供文化合法性和文化素材的方式，从而促成消费主义的发生（Campbell 1983）。而消费领域的浪漫主义的一个体现，就是不断追求新奇消费品，从而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频率的加快（坎贝尔2003）。
5、韦伯忽略了加尔文教的晚期发展
在后来出版的《浪漫伦理与消费主义精神》著作中，坎贝尔进一步指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分析的加尔文教大约只到1700年左右。然而，加尔文教随后继续进化，并朝着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即朝着更加强调情感的方向发展。晚期加尔文教更加强调优良的品味。显示出优良品味同时就是展现出善。于是，显示出优良的品味成为一种时尚。加尔文教徒开始追求时尚。其结果是，晚期加尔文教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精神，即自主的、自我陶醉的享乐主义或精神性享乐主义。
6、浪漫伦理不鼓励劳动量过度供给
浪漫主义的消费伦理让英格兰的消费者走向了体验型消费，憧憬创新产品与新奇。由于新奇有时效，因此，这种体验消费往往是即时消费，而不是滞后消费。消费市场的这种特征促使企业家不断追求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以满足消费者追求新奇的浪漫主义精神。
浪漫主义的消费伦理会驱动英格兰的劳动力供给，但并不鼓励劳动量的过度供给（劳动时间的过度延长），因为必要的闲暇时间是实施浪漫主义消费实践的必要条件。
7、中国社会：以项目性消费为主
但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消费者没有走向即时体验型消费，而是走向了滞后享受或储蓄准备型的项目性消费。这是导致中国职工的劳动量过度供给（劳动时间过长）的原因之一。那么，是怎么样的消费伦理导致中国消费者趋向于以储蓄准备为条件的滞后享受型消费，而不是即时体验型消费呢？王宁教授认为，这种驱动力源于中国儒家的二元消费伦理。
8、费孝通论儒家二元消费伦理
关于中国的儒家二元消费伦理，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有过描述。在江村，村民的消费呈现出两方面的特征。
一方面，在日常消费中秉持传统的节俭伦理，其核心要素在于避免浪费（如碗里的饭要吃干净，不可遗漏饭粒）。但节俭并不一味意味着抑制生理欲望的满足，而是按照社会所认可的节俭消费标准来进行消费。超过这个标准来消费，就是挥霍和或浪费。人们通过节俭把消费资源节约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费孝通2007: 95-96）。相应地，江村村民不会进行炫耀性消费，因为炫富不会给人带来好名声，反而可能遭到歹徒的绑架（费孝通2007: 96）。
另一方面，在礼仪消费方面则不可节俭，因为礼仪消费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体现社会所规定的义务标准。费孝通说：“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 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孝子必须为父母提供最好的棺材和坟墓。……父母应尽力为儿女的婚礼准备最好的彩礼与嫁妆，在可能的条件下，摆设最丰盛的宴席。”（费孝通2007:96）
人们在从事礼仪消费时，通常不可低于礼仪标准，或如果因为穷，可以略低，但不能低太多。而高于这个标准则会很有面子。
9、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的基本特征
费孝通对江村村民的消费生活的描述，概括了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在日常消费领域奉行节俭原则，在礼仪消费领域奉行体面原则。换言之，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就是节俭原则和奢侈原则的结合。在私人日常生活领域，社会共享的消费规范是节俭。而在礼仪领域，社会共享的消费规范则是体面。前者奉行资源约束的逻辑，后者遵从制度约束的逻辑。
10、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的社会土壤：礼仪社会
儒家社会何以形成这种二元消费标准呢？儒家社会的二元消费标准源于农业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
一方面，农业社会是一个礼仪社会，形成了礼仪消费的相对高标准（“体面”、“面子”、“排场”）。在礼仪消费中，人们允许按照“奢侈”（面子、排场）的原则来进行消费资源的投入。它既是儒家价值（如孝顺）在家庭消费领域的体现，同时还具有潜功能：它让日常节俭（苦日子）有了盼头和念想。礼仪节庆赋予平常的苦日子以意义，从而过得有盼头。这种盼头有两种形式，一是年度循环性的节庆（如春节）；二是人生周期性的礼仪（如婚礼、大寿、葬礼等）。这种礼仪消费是意义供给的。在西方，礼仪消费的意义在来世，目的是成为上帝的选民。而在中国，是现世的意义，葬礼是做给活人看的，体现出孝顺，是入世主义。
11、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的社会土壤：短缺社会
另外一方面，农业社会又是短缺经济。在资源紧缺的状况下，人们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这些礼仪节庆的相对“高”标准消费。为此，就需要提早做准备，进行资源的积累和储蓄。为此，在平常的消费生活中，就要尽可能节俭和节约。节俭恰恰是礼仪节庆的相对“高”消费标准得以实现的条件。没有平常的节俭，就没有礼仪节庆消费的“奢侈”。一边的节俭是为了另外一边的“奢侈”。
中国人如同两栖动物，在不同领域实行不同的生存法则。在日常领域的节俭和礼仪节庆领域的“奢侈”的组合，可以称为“两栖消费”（王宁2005）。
12、儒家消费行为是两个维度的组合
第一个维度是“经济人”维度：短缺约束原则与资源的理性化使用。节俭是确保跨时消费平滑性的策略，使消费资源在不同的时间段均匀配置。
第二个维度是“礼仪人”维度：制度约束原则与资源的规范化使用。有限的日子要按照礼仪的要求，把资源进行规范性使用。奢侈是确保消费带来象征资本的策略。礼仪场域的消费欲望是被儒家所鼓励的。
13、韦伯对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的留意
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也引起了马克斯·韦伯的注意。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指出：“儒家的‘节俭’，在君子中受到等级制礼仪的严格限制，过度节俭，例如老子和道家的以神秘主义为前提的谦卑，受到儒家学派的反对，在中国小市民中，这种节俭基本上就是农民把钱藏在袜筒里式聚财。攒钱是为了确保葬礼和好名声……”（韦伯2008：279-280）。
他留意到，在中国，不论是士，还是农民，均强调节俭伦理。但一旦礼仪需要，就不能节俭，而是要遵从礼的标准。即使是农民，也要通过平常的节俭积累资源，以便在特定场合（如葬礼）执行礼所规定的标准。在这些场合，他们只有遵从了礼仪标准，才能获得好名声。
三、儒家消费伦理二元化的文化根源：消费的礼仪化与日常化的分化
1、消费礼仪化与礼仪消费标准刚性化
儒家消费伦理之所以发生二元的分化，主要源于儒家“拔高”了礼仪消费的标准。儒家何以要做这种“拔高”？这源于儒家对礼的看重。消费活动嵌入在礼的程序中、成为礼仪的组成部分的过程，可以称为消费的礼仪化。与之相对，那些没有纳入礼仪程序的消费活动，则依然属于世俗的日常生活领域，服从资源约束逻辑。
在礼仪化的消费中，消费资源的使用要超越资源短缺性的“常规”约束。为此，人们就要在日常生活中节俭，以省出资源，用于礼所规定的礼仪化消费（如婚礼、丧礼、祭礼等）。
嵌入在礼仪中的消费资源使用是刚性消费。其刚性的根源，在于礼（道德规范）的严格和不可松懈。
2、消费挤占
在一定程度上，儒家社会中的节俭不但源于古代农业社会的资源短缺，而且也源于礼仪化消费的相对“高”标准。在短缺社会中缺乏边际收入的条件下，如果礼仪化的消费标准较高，那么，在礼仪场合中满足这些“高”标准，就势必挤占日常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这种情形，就是“消费挤占”。
3、礼的地位：家国一体
在儒家社会，礼被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得到儒家的高度重视。在儒家看来，礼打通了“家规”与“国法”，在家与国之间形成了一体化秩序（葛兆光2006：43）。
儒家之所以高度重视家庭生活中的礼，是因为儒家传统中的家国一体制。
《大学》中写道：“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大学·第十章》）以祭祀之礼为例。《中庸》认为祭祀之礼是治国理政的要义：“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第十九章》）
4、礼的功能
之所以礼与治国理政相关联，是因为礼对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具有调节功能。它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必须用礼来对人进行教化。
《礼记》写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由于礼就是塑造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必须内化到人的内心，为此，必须让人们依照礼来进行修养，培养德行。《礼记》有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记·曲礼上》）
5、用礼教化出来的秩序
在儒家看来，既然礼是用来调节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领域就要遵从不同类型的礼。如果哪一个场域的礼得不到遵守，这个领域的社会秩序就会遭到破坏而崩溃。礼的教化作用虽然无形而不显著，但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至关重要。如果人们顺从礼的教化，他们就能向善而远离罪恶。否则，社会秩序的维持就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礼记》写道：“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礼记·经解》）
6、礼仪化的消费秩序
礼的规范决定了物质资源在消费生活中的配置。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表达礼的领域的消费资源必须优先得到保障，而日常消费生活领域则需为礼的践行作出必要的让步，即节省或节俭。以婚礼为例。它是礼之本，所以在儒家传统中得到高度重视。
《礼记》详细描述了婚礼的程序和细节。婚礼不但包括仪式，而且包括消费活动；婚宴作为消费，乃是是婚礼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礼的仪式和符合礼的标准的消费的结合，才算合乎礼的婚礼。
《礼记》中写道：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昏礼是以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礼记·昏义》）
7、人生意义赋予机制
礼仪化消费的实质是，基于儒家的政治和人文情怀，赋予家庭在某些场域的消费以“礼”（社会规范）的意义。随后，这种儒家传统中的礼仪化消费被扩展为“人生意义赋予”消费机制。既然礼是伴随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节点而展开，因此，可以把礼仪中的消费看成是赋予“人生关键节点”以意义。
但“人生意义赋予”从原来围绕礼仪化的“时间节点”来展开，扩展到依据消费项目类型来展开。如，住房。
依据消费对于人生的意义，我们可以把消费区分为“高人生意义赋予”的消费（礼仪化消费）和“低人生意义赋予”的消费（日常消费或生存消费）。于是，不同的消费活动和事件，就被做了文化的分类。物品消费成为无形文化的可视部分（Douglass and Isherwood 1996: 44）。
8、短缺对资源使用的抑制作用的不均质
儒家的二元消费伦理意味着物质资源匮乏对不同消费场域的约束是不均衡或不均质的。物质短缺的约束作用本身受到文化的调节。物质短缺可能限制总的消费水平，但不能决定物质资源在不同领域的分配逻辑。在总量物质资源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如何把有限的物质资源在不同的场域进行分配，受到文化的影响。
9、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需要拓展
凯恩斯提出消费函数理论。凯恩斯认为，我们的消费支出是当下收入的函数，但这明显与经验事实不符。杜森贝里对此进行了修正，我们的消费不是绝对收入的函数，而是相对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我们消费多少取决于他人的消费水平。弗里德曼也进一步作了解释，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当下的收入，还要看一生的收入。莫迪利安尼也是这种观点，消费是生命周期的函数，消费是永久收入的函数。这一模型得到了经验事实的支撑。总结起来，消费函数理论发展到现在解决了两个问题：为拉平跨时消费曲线（消费平滑性）和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而储蓄。其中存在几个问题：
储蓄：对即时消费欲望满足冲动的抑制程度，在不同文化中有差异吗？
为了未来而储蓄：仅仅是为了拉平跨时消费曲线和应对不确定性吗？儒家消费实践，的确拉平跨时消费曲线，但是礼仪性消费全部是确定性的。
消费支出仅仅是消费支出额（量）吗？是否要考虑消费的类的质的差异？消费函数理论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区别。但是，布迪厄明确提出，不同阶层不同类别的消费的重要性存在差异。比如，工商雇员食品消费占比最大，专业人士在打扮、社会呈现上面花费比例最大，中小学教师文化消费占比最大。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存消费只要过了一定的界限，之后资源的分配存在类的质的差别。儒家二元消费伦理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有一个拓展作用。
四、儒家社会中的项目性消费、储蓄偏好与劳动量供给
1、从礼仪消费到一般性的项目性消费
儒家社会的这种二元消费伦理导致家庭形成两种不同领域的消费：日常消费领域和礼仪消费领域。由于礼仪消费属于较大的消费事件或活动，需要提早规划和准备，它也可以称为项目性消费领域。所谓家庭项目性消费，指的是在儒家社会中那些需要较大资源投入的，因而需要人们提早制定规划，从而提早进行资源准备的消费项目。人们的礼仪消费实践为人们形成一种一般性的项目性消费心理作了必要的铺垫。
2、项目性消费的类型
依据人们为之进行准备的时间的长短，可以把家庭消费项目区分成三种类型：长期项目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进行资源准备的家庭消费规划，如建房、寿礼、葬礼、婚礼等。需要进行相对较长时间的资源准备。短期项目则是只需花费较短时间进行资源准备的家庭消费规划。例如，在乡镇，农户养鸡，做月子，招待客人。中期项目则居于二者之间。
家庭项目性消费是物质消费生活和儒家伦理生活的结合。它是通过消费仪式来实践儒家的价值观，如子女对父母的孝敬、父母对子女成家立业的重视、对生育的重视等等。项目性消费变成普遍文化行为，一直延续到今天。
3、当代项目性消费
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当代项目性消费。其中两个最大的项目性消费，一是买房，随之出现土地财政与住房搭载现象。一是子女教育。
4、从节俭到增收
随着项目性消费标准的提高，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的解释力不够，儒家二元消费伦理是通过节俭攒够钱，但是要买房，仅靠节俭不够。
人们如何来为家庭消费项目做资源的准备呢？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节俭（即节省存量资源），另外一种是增收（包括物质收入和货币收入），通过扩大劳动量供给而获得更多收入，或保住职位。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就描述了村民如何在水稻种植之外，从多个渠道来增加收入。
由此可见，当代的劳动量过度供给跟项目性消费有关。
五、机会结构、家庭消费项目标准与消费张力
1、从传统消费行为到当代消费行为
既然中国早在古代就形成了二元消费伦理，且当代中国依然还有许多消费者延续了传统的二元消费伦理，那么，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消费行为上是否有区别？如果有，二者的区别何在？
依据朱迪（2023）的研究，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不但包括文化，而且也包括社会结构。而文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会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二元消费中的节俭与奢侈的对立是相对的。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当代社会，排除一元消费伦理（少数一以贯之奢侈的人以及非常贫穷的人）后，中国消费者行为都有二元特征。但消费张力不同。
2、消费张力
当代二元消费伦理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在当代消费面临更强的消费张力。
所谓消费张力，指的是需要维持相对“较高”标准的消费场域（如礼仪消费或项目性消费场域）与需要保持节俭的消费场域（如日常消费场域）之间的张力。
在当代社会，消费张力变强了。变强的原因在于家庭的项目性消费标准处于不断的动态提升之中，而人们的收入或资源增速并不与此保持同步。
3、传统和当代消费张力的差异
在传统社会，消费项目标准是相对稳定的。正因为如此，为之进行提早准备，从而需要在日常消费生活中节省的资源量，是可计算的、确定的。
但是，在当代社会，家庭项目性消费的标准发生了动态的变化。这就不但导致动态提升的项目性消费标准与需要保持节俭的日常消费场域之间张力变强了，而且导致平常准备期需要节省的资源量变得不确定了。
4、如何消除不确定性？扩大劳动量供给
不但继续维持二元消费伦理，而且采取扩大劳动量供给的方式来增收。但是，要扩大劳动供给，有一个是否具有边际收入增长的机会结构的问题。比如，费孝通所描述的禄村和江村的区别：消遣经济 vs.多种经营活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会结构和生活机遇的变化，导致了劳动量过度供给。
六、社会流动与家庭消费项目标准的动态提升
1、项目性消费标准何以动态提高？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着手。在一个社会阶层结构稳定的传统社会，家庭消费项目的标准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家庭消费项目稳定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消失了。相反，家庭消费项目标准的提升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社会动力。在这个过程中，阶层地位重新洗牌。出现地位实力和地位承认的落差。
边缘阶层在经济地位上的向上流动，对主流社会中形成的家庭消费项目标准的格局，发挥了初始性的“搅局”作用，从而引起消费生活中的连锁反应。
2、以提升项目性消费标准来实现地位弥补
经济地位上升了的社会阶层成员，通过提高家庭消费项目标准的方式，来补偿自己在“体制禀赋”、“户籍禀赋”和“家庭禀赋”上的不足，挑战现有的社会地位分配格局。
“体制内”vs.“体制外”：提高标准，让“体制内”够不着。导致“体制内”出现连锁反应，“体制内”人员下海以及腐败现象。
城市户籍vs.农村户籍：边缘群体和中心群体（李强2008）。在城市买房获蓝印户口。
家庭文化资本vs.经济资本替代：送子女上名校（买学区房）、送子女出国留学（珠三角地区）。
3、阶层消费竞赛格局
阶层竞赛性消费助推项目性消费标准的不断提高，导致住房拥有率提高。
4、项目性消费偏好的演变
人口流动，导致以乡村为单位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的重要性下降。项目性消费偏好从礼仪性消费标准演变为物质性消费标准：住房、汽车、子女教育等。
七、结论
中国的消费社会具有与西方消费社会不同的特征：中国是二元消费，劳动量过度供给。物质消费重于闲暇消费。这一切的文化根源是儒家二元消费伦理。
改革开放以后，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与新自由主义嫁接，导致家庭项目性消费标准的动态提高与劳动量的过度供给，闲暇不足。
住房项目化与住房项目标准提高的多重动力，包括社会、市场和国家（土地财政）。劳动力也被项目化（教育消费），不但持续投入物质资源，而且持续投入时间资源（小学生、中学生都在“卷”）。
项目性消费是一种儒家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经济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怎么让中国进入富裕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要从文化传统讲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