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8日下午，郑钢社会学人讲座第十九期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401室举行。南京大学“郑钢访问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健以“公益慈善研究的中国特色与前沿问题”为题，围绕中国公益慈善研究中的一些独特现象与前沿问题展开了一场精彩演讲。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友华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

讲座开始前，陈友华教授对李健教授的研究背景进行了介绍，并对李健教授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后，陈友华教授为李健教授颁发了“郑钢访问学者”聘书并合影留念。

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正式开始。本次讲座，李健教授采用“现象-理论（debate）-切入点（puzzle）-分析与讨论”的研究框架，与西方经典理论展开对话，对自己观察到的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十个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这些现象是中国慈善领域的前沿问题，也是很好的学术论文选题。

一、监管压力传导的变异效应

李健教授观察到近年来政府对社会组织监管越来越严的现象。比如，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出台《关于规范全国性社会组织培训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民政部出台《关于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 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纾困的通知》（民函〔2023〕25号）、《关于开展清理整治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工作的通知》(民发〔2021〕33号)，民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清理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民发〔2022〕54号）等多项监管政策出台。李健教授指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政府很多不方便做的“业务”，借道官办社会组织来执行，但这些“业务”往往是存在违规的。

根据压力传导机制理论，压力传导过程中存在层层加码的逻辑。同样，在监管传导上也存在层层加码，还会产生监管压力传导的变异效应，出现“体制内监管越严—官办社会组织违规现象越多—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越严—社会越缺乏活力—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恶性循环。问题在于，官办背景社会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二元对立的现实在权力分配时被强化，但在监管上没有被分类，“眉毛胡子一把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活力。

压力传导机制是当前各级政府抓工作落实的关键抓手，其在保证政令畅通、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压力传导机制使用不当也会产生诸多治理问题。要综合采用多元化手段，构建科学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监管传导机制呢？李健教授认为，最有效的方案是政社分开。十八大提出加快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但目前来看，政社分开的推进非常缓慢，行业协会商会脱钩都没有推行完毕，基金会更是遥遥无期。其次是深化官办社会组织改革，但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二、双向“借道”

李健教授用一个例子引出主题。某基金会是卫健委下面管理的官办社会组织，每年计生系统的费用大概有1-2个亿，然后拨给这家基金会，这家基金会再拨给各地的卫健委，这是典型的行政借道。这种借道最初是政府为了自己方便，但现在来看借道有了更多的空间、形式和积极意义。比如，深圳最初鼓励社区基金会，上海每个社区都成立社会组织，成都推行社区社会企业等。这种做法其实是把体制内的一些工作外拓，充分发挥体制内、体制外两个积极性。关于这一现象，可以用借道（bypass）理论的视角切入，提出研究问题。借道的存在为政府和企业带来了贡献，行政借道社会的原因是什么？方式是什么？影响是什么？对社会组织、对政府、对社会治理产生何种影响？

李健教授认为，借道现象流行而不是合作，说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差，更多体现在管道作用层面，就好比企业业务外包一样。李健教授同时也关注到社会组织也会借道行政的现象。社会组织在摆脱政府控制之后努力与政府形成一种新的合作关系，彼此都会用到对方的资源。比如政府有公信力、有动员能力等等，社会组织有服务，有专业性，有资源等等。用一个例子说明，某基金会接受央企的捐赠，要求在地方开展项目，但在地方开展业务，外来的社会组织必须要融入地方网络，不是光有钱就可以做好。但大多数社会组织只有一条线，只认识一个政府部门，甚至一个部政府门都不认识。如果社会组织认识某个政府部门，可以请该部门帮助协调其他部门的关系，但是这个部门为公共事务去做协调的积极性是有限的，而且也存在部门是否强势的问题。怎么办呢？这个基金会让央企把钱捐给地方政府，然后政府再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把钱给基金会。原本直接捐给基金会的钱在地方政府走了一圈，项目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项目，其他部门就会随之配合。

三、产权与自主性

李健教授在参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过程中，关注到一些现象。一是很多企业基金会，里面的理事都是企业各个部门的经理，办公室主任就是前台，而且尽管有支出，但没有项目。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财务总监和学校的财务总监都是一个人，要接受高校内部的严格控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行业协会商会上，一些会长给行业协会商会支持比较多，比如办公场所是企业提供的，员工也是企业的人，那么时间长了，企业就会觉得这是我的会，如果换届不当会长了，那企业会认为我干嘛还要支持这些呢？二是政府的官办组织脱钩难。比如科协系统下面的学会遇到的难题就是换届难，因为上级单位选定的人，会员不同意，选举出来的人上级不同意，就导致换届不成功，导致机构处于停摆、僵尸状态。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有一些思考，比如捐赠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捐赠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控制这个机构，决定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再如，政府设立官办社会组织，政府觉得办公场地是我的，经费是我的，用的人是我的，那就必须听我的，受我控制。

社会组织自主性差背后反映的是产权不清晰的问题。什么是产权？产权是一种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处置权。保障社会组织产权，就是要保障社会组织的五个权利。但是，不管是《慈善法》还是社会组织三大条例对社会组织产权保护是不够的。李健教授对这一现象进一步思考提出一些问题：公益产权、准公益产权（公共责任机构、私人机构）的设置与现行《物权法》之间是冲突的，《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仅包括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三类。政府可以代表国家，那么谁来代表社会？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成本问题谁来解决？谁来界定社会组织产权？产权动态认定的标准是什么？以及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问题，如此等等。

四、慈善社会主义

李健教授首先介绍了西方“慈善资本主义”的概念。慈善资本主义是指新一代慈善家对于自己作为社会投资家的一种认同。换言之，慈善家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就是慈善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慈善背后有两种推动力量，一是政府外推，奉行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执行越来越少的公共服务职能，很多社会服务职能由社会组织承担。因为慈善本身并不能完全独立，政府外推要找一个依附，西方资本家、企业的力量把慈善接过来，所以西方国家很多的慈善被企业控制。二是企业也希望通过慈善作为管道。西方国家的慈善受宗教的影响很大，有捐赠的传统。同时西方国家的税很高，比如遗产税，通过成立家族基金会可以有效避税。

受“慈善资本主义”概念的启发，李健教授提出“慈善社会主义”的概念。与西方国家慈善由企业控制不同，中国的慈善不是由企业控制，用“控制”这个词不太合适，或者说和谁走的更近，在谁的领导下进行。社会学家斯宾塞提出“积极慈善”“消极慈善”的理论，我认为这两个维度可以很好的解释社会主义慈善和资本主义慈善。我国是第一个制定慈善法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前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有慈善法。如同喊出市场经济一样，我国在慈善事业发展上又有了新的课题与方向。

慈善资本主义和慈善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驱动力不一样，慈善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慈善资本主义是为了实现资本家更好的目的；我们国家的慈善不是政府外推的，而是政府动员的，政府在做很多事的时候提倡社会力量的参与。我们国家的慈善没有被企业控制。西方慈善资本主义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助推式慈善，企业做慈善是为了公益营销，是为了更好的卖产品；一个是公关式慈善，西方竞选有严格管制，需要公关，其实很多用慈善的方式打通与政府的关系，找到代言人，这是西方两种慈善弊端。而社会主义使命改善资产阶级伪善慈善，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扭转对公益慈善的负面评价。

五、社会创新

李健教授首先介绍了北京多社区创新解决垃圾分类难题的案例。北京垃圾分类经历了动员志愿者值守、家庭轮值、桶站视频监控（北京12345接诉即办）几个阶段。最开始学上海，通过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管理部门，动员大量志愿者桶前值守，一方面宣传倡导垃圾分类，另一方面管理不规范的垃圾投递，但是效果不好；第二个阶段，北京门头沟创新采用“家庭轮值”方案，社区是大家的，不是政府的，社区的环境应该由大家维护；第三轮创新是桶站视频监控，针对不合理的垃圾分类行为，城管罚款。这三个阶段的政府评估报告全有效，认为每项都是巨大创新，要扩散，但实际问题却多如牛毛。

针对这一现象，李健教授提出研究问题：政府创新是不是真的存在？创新意味着高风险，政府拿公共财政的钱去创新实际上是巨大浪费。社会创新的观点认为，政府不应该自己去创新，而是应该为创新者提供支持，驱动他人创新。今天中国基层社会的伪创新太多了，实际并不是真的有效，但逻辑上导致不得不成功。创新的类型可以解构为企业创新、政府创新、社会创新三类，分类后发现政府创新和社会创新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

政策扩散理论可以解释政府创新的逻辑。政府有一个idea,找几个试点，试点之后政策扩散，全国推广。但因为政府创新不能失败，可能变成“伪创新”。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让社会组织来去做创新，政府做扩散。该做法有两个观点对话，一是挑战了过去由政府试点，政府扩散，在体制内完成的逻辑，打破了原来政策扩散的路径。二是对政府来讲，可以节省政府财政压力。用“免费午餐”的例子说明，免费午餐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创新，政府扩散的案例。社会组织发起免费午餐项目，倡议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认为这是好事，整个西南地区将所有的免费午餐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政府兜底。这就是社会组织创新，政府进行政策扩散的模式。

六、地方激励

江苏社会组织数量全国第一。不同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及发展与什么有关？如果说经济发展程度与和会组织数量相关，但排第三的山东就差很多。李健教授据此提出研究问题，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是否还有政治因素或者其他因素起到重要作用？

朱莉菲舍尔提出的地方政府分层理论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央地关系有关。当中央财权集中，但事权下放的时候，地方政府要完成许多任务，但又没有钱，这个时候会更重视社会组织发展，因为社会组织不仅可以带来资金，还能提供公共服务。这个逻辑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现实中发现中央层面是这样，但地方层面却没有普遍重视社会组织发展。有些地方很重视，比如上海、成都、深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以这些城市作为典型案例，分析这里面的差异性在哪里，并与菲舍尔的理论开展对话。

主导的政府激励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周黎安“地方官员晋升竞标赛”政治激励为代表，认为上级通过行政发包、量化考核、绩效排名等掌握干部任免的政绩因素可促使地方官员执行上级政策；另一个是以钱颖一位代表的经济激励论者，认为在中国M型的组织形式下，地方行政和财政分权扩大了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自主权，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发展经济提供了强激励。也就是说，现有的理论把人分为两个维度，要么想升官、要么想挣钱。但人也是社会人，能不能从社会角度思考，地方政府推动社会组织组织发展，不一定是因为升官或者经济方面的因素，是不是有第三种激励，是否存在其他的地方政府激励理论？或者引入其他的理论解释，比如政策体制强度。

七、社会组织合谋

“合谋”这个词用在商业领域比较多，比如“政企”合谋。但研究社会组织合谋的不多。当前社会组织违规案例频发，北京市社会组织执法案件每年500多例。目前很多研究关注了社会组织腐败问题，把社会组织违规列为腐败问题。腐败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在现实中政府也在不断加强监管、加强党建，希望通过堵漏洞的方式消除腐败行为。但李健教授在现实中却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合谋，二是社会组织与企业合谋，三是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合谋。

比如，民政部门会和医疗类社会组织、科创类社会组织合作，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时为他们提供便利，以便他们向主管部门要政策，拿优惠。这是社会组织和某个政府部门合作，去另外一个部门拿优惠，拿政策的现象。再比如说，一个企业捐给一个基金会100万，签协议时说明，10万元用来助学，10万元用作基金会管理费，80万用作企业宣传，这样的项目看起来公益性不强，但社会组织为了要管理费，也会签署协议，这是社会组织与企业合谋的案例。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合谋，最常见的是循环捐现象，有些基金会为了达到慈善法规定的支出金额要求，会把资金捐给另外一家同行，再让它把钱捐回来。李健教授指出，这种合谋相比腐败而言，更为隐蔽，基本上无法被获知，只在小圈子流传，但这种合谋的危害性并不比腐败小。

合谋类型识别出来后，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李健教授发现，合谋恰恰是社会组织为了寻求合法性的一种救济途径。根据合法性理论，合法性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种，合法性之间是相互张力的，一种合法性在某个阶段起主导作用。那么当规制合法性起主导作用时，我们发现，当政府监管越严，社会组织为了让自己符合监管的要求，合谋越普遍。今天不断加强监管背后，有可能带来其他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后果。

八、价值共创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社会工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顺序调动的背后有深意，一是体现出分类支持，二是体现五位一体、深度融合的概念。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领域的社会治理也发展起来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怎么体现？社会领域的社会力量包括很多主体，多部门管理的碎片化造成社会力量本身弱小，支离破碎，难堪大任。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这五个并列放在一起，未来很大的趋势是推行这些领域的融合。所以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尝试，可以加强部门间的协调。

怎么解释社会领域的融合呢？要找到一个理论视角，公共管理领域有公共价值共创，在企业领域也有价值共创的概念，社会领域可以用社会价值共创的概念来对话。通过社会价值共创的路径实现五治融合，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方向。

九、政策工具

在社会组织研究领域存在两派观点：一是聚焦于“管”，强调政府在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监护者”角色，重点在于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如有学者提出“分类控制”、“监护型控制”等概念；二是侧重于“放”，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应当扮演“培育者”角色，着力于更大程度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业务主管单位面临政绩与风险之间的摇摆，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寻求政绩安全区？最前沿的观点是从政策工具的角度，通过放管服结合的政策工具既能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又能培育发展社会组织。2013年我国推行的政府购买服务，2015年推行的等级评估就是这类政策工具。可以用波兹曼的整合公共性框架分析政府购买服务。他认为，政府、公共政策可以通过所有权、资助、控制三个方面提升公共性，提高社会组织的公共价值。这里的所有权可能不太合适，但检验其中的资金和控制两个变量就够了，资金是培育，控制是管理。政府购买服务这种政策工具相比等级评估更为典型，既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通过资金注入保持社会组织公共性；也可以发挥监管作用，比如抬高申请的门槛，什么条件的社会组织才能申报，控制政府不喜欢的领域（比如环保就很难承接到政府购买服务）、然后用严格的审计来查经费使用（让社会组织财务规范）、要求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健全（内部合规）等等。

这个思路可以做两个研究。理论假设是，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也好，促进社会组织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公共价值。一是定性研究，从政府购买服务的文本和实际执行出发，写一篇类似于波兹曼整合公共性框架分析的文章。二是定量研究，用经验数据分别检验这两个假设，如果成功了说明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政策工具采取放管结合，注入公共性，提升了社会组织公共价值。

十、乡村振兴

李健教授首先介绍了某基金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与合作社合作中出现的合作社帮扶案例。李健教授从中获得启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为当地注入公益慈善的理念，“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爱心传递。当我们研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时，除了可以发挥涓滴效应外，还可以发挥涟漪效应。涟漪效应是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势。比如，国际小母牛项目激活合作社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了慈善所长。

陈友华教授对李健教授的讲座作出总结和点评。他说，李健教授关注的公益慈善领域的十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反思。李健教授的讲座，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存在的问题多，另一方面说明公益慈善领域的学术共同体相对较少，研究力量不足，要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公益慈善领域，推动公益慈善理论研究、实践健康发展。

最后，李健教授和在场师生就“社会借道行政”、“社会组织自主性问题”、“中央社会工作部设立”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整场讲座持续近三个小时，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