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日晚上，河仁慈善论坛第90期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河仁楼401合美堂举行。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受邀作题为“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深层逻辑”的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院长陈友华教授主持。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李建民教授认为，中国出现了“生育悖论”，其背后存在深刻的经济、文化和制度逻辑且具有历史根源，对个人的生育意愿、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模式的路径依赖。以下内容为本次讲座实录。
一、引言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2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了1.3，2022年只出生了956万人，总和生育率仅为1.1。在一个幅员辽阔并拥有14亿人口的国度里，在个体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没有了政策干预的背景下，在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和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极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的超前出现成为了一个悖论。
很低生育率为什么会在中国提前出现？当晚育和只生一两个孩子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生育行为模式时，必定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对这种必然性的正确认识，是理解中国低生育率现象和有效应对低生育率挑战的基本前提。
二、不同科学研究范式对低生育率现象的解释
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以来，不同科学研究范式对低生育率现象作出解释。人口学提出“时间进度效应”理论；经济学提出顺周期（pro-cyclical）假说和经济不确定性预期假说；社会学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范式；生物学提出“两孩”假说；制度分析范式把制度视为塑造个体行为模式的内在力量，强调制度政策环境、社会规范、劳动力市场条件等对个人偏好、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的影响。
三、低生育率理论面临的挑战：生育悖论（fertility paradox）
生育悖论（fertility paradox），是低生育率理论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中国存在生育悖论，意大利和荷兰也存在生育悖论。意大利生育悖论：意大利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国家，一方面，传统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仍然是意大利的核心文化，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都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生育率却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并明显低于许多后现代性更强的西方国家。荷兰生育悖论：荷兰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社会性别平等进程相对缓慢，很多人主张传统的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分工模式，几乎没有北欧国家那样的家庭政策,带薪产假时间很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生育率却长期接近更替水平。中国、意大利、荷兰出现的低生育率状况，原有的低生育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所以形成一个悖论。
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人口学解释了低生育率的第一层逻辑，即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因素，时间进度效应。经济学揭示了低生育率的第二层逻辑，即生育决策，生还是不生，生几个。社会学在努力挖掘低生育率更深层的逻辑，强调后现代性对个体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分析框架具有相对的普适性，但也面临着来自现实的挑战：为什么同处于后现代化阶段的国家在生育率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性突出的国家仍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生育水平（例如法国、荷兰、英国及其他英语国家）？为什么一些后现代性相对较弱或者说传统性影响依然显著的国家（如南欧国家和东亚国家）却深陷低生育率陷阱？中国的生育悖论更是对低生育率理论的挑战。李建民教授认为，“生育悖论”背后存在深刻的经济、文化和制度逻辑。
四、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经济、制度、文化逻辑
（一）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经济逻辑：预期成本约束
直接成本包括生育和抚育成本、子女教育成本，以及子女结婚成本不断提高，形成了预期成本高压。机会成本包括：收入偏好；女性劳动收入对家庭的贡献不可或缺；与生育相竞争的需求，尤其是地位商品需求旺盛且价格昂贵。
偏好是如何形成的？这是超越经济逻辑边界的问题。为什么教育成本如此之高？为什么女性的劳动收入对家庭如此重要？为什么女性面临的家庭—工作冲突如此严重？为什么人们对地位商品的偏好如此强烈？这些问题经济逻辑无法解释。
（二）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文化逻辑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元素的混合，形成了中国低生育文化场域。传统性通过预期直接成本压力机制降低生育意愿。比如，婚内生育；亲代利他，对后代无限责任-对生育远期成本压力预期；社会等级观念和攀比文化：社会流动期望驱动的内卷式教育竞争，地位商品和“面子”消费需求旺盛—对生育预算的挤出。
现代性主要通过预期机会成本压力机制降低生育意愿。个人独立自主性增强，在婚姻和生育上具有独立性和选择自由；教育提升了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增强了决策理性；高等教育和就业改变了个人生命历程，提高了对收入和职业发展的期望；女性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
后现代性通过婚育替代机制影响生育意愿。视野广阔，权威意识淡薄，追求彰显个性和时尚的生活方式，婚姻替代和子女替代的选择性强。
从文化逻辑看，以上这三个方面以及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压低了生育意愿。但是，文化逻辑仍然存在边界。观念决定偏好、意愿、行为，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做伴侣还是夫妻？等问题，无法通过文化逻辑得到解答。
（三）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制度逻辑
人们的观念、态度、偏好和决策深受他们置身其中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们力图从制度视角寻找低生育率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背景、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国家背景影响女性对家庭的偏好，制度和社会规范影响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一些学者从制度及与之相关联的个人生命历程模式差异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的生育率水平之间的差别。
个人生命历程及其制度化
个人生命历程和制度关联密切，从这个视角来观察低生育率现象，会得到一些过去被忽略掉的、没有看到的因素。
生命历程(life course)：指一个人的人生路径，以及在不同年龄上的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持续期、间隔及顺序的社会模式,反映了社会赋予年龄的社会和个人意义。
生命历程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制度安排对个人生命历程的模式化影响，这些制度安排从身份转换序列和经历两个方面影响个人的人生规划和计划。
个人生命历程制度化的基本涵义：1, 时间化（temporalization），年龄不再只是人口分组标识，而成为生命的结构性核心特征。2. 时序化（chronologization），即标准化或“规范性的生命过程”（normative life course）；3.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即把个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生命历程的规范模式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一是决定个人在生命过程中的角色转换；二是影响人们的期望、行为预期和决策。
个人的生命历程嵌入在社会制度之中，在生命任何时点上的行为都会同时受过去经历、当下环境条件，以及队列压力的影响。因此，生命和生活角色转换的年龄分层是决定或影响获取一定社会地位及所需时间的社会机制。
作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行的是公权力极大且无处不在的国家行政体制。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个人生命历程具有高度制度化特征，制度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更直接、更全面、更显著、更持久。
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的社会分层功能。教育具有社会分层功能是世界普遍现象，因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教育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进而在收入和社会流动上获得更多的回报。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教育制度本身就具有社会分层功能，并对个人生命历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中考”分流、高考录取名额分配、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分层。
教育制度功能的异化直接导致了激烈的内卷式教育竞争，在子女教育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巨大压力下，人们不得不降低自己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职务晋升年龄标准规范
职务晋升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形式和主要途径。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实行的或明确或隐蔽的职位晋升年龄标准规范或“关门年龄”，超过某级职务晋升的年龄上限就意味着基本失去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种年龄标准规范直接影响就职者的个人发展预期、规划和行动。
“关门年龄”意味着个人发展的机会窗口期缩短，不仅加剧了职场竞争，提高了生育机会成本，并与生育旺盛期高度重合，使女性不得不面对生育与个人发展之间的权衡困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并不只限于这些部门，因其使年龄具有了社会分层和流动阶梯的参照意义而影响到整个社会。
收入分配制度
在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处于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为50.7%，低于发达国家（6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3.8%），低于印度（57.7%）。
这种收入分配制度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单靠丈夫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生计，妻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可或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高水平上，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另一方面也有家庭生计压力方面的原因。这种压力使女性在劳动参与的选择上缺乏弹性，加之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母职惩罚” ，进一步压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户籍制度
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及以根据户籍类型享有不同制度待遇，在这种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劳动力的产业转移采取了人口流动的形。
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不仅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也使流动人口经历了一场现代化洗礼，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观念、态度、偏好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他们的婚育观念、生育行为模式和生育水平更接近城市年轻人。
中国的个人生命历程不仅高度制度化，而且具有刚性特征，这个特征主要源于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退休制度缺乏弹性。
大多数生育率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都具有较大的弹性，例如教育制度弹性较大的荷兰、美国、瑞典等通常具有较高的生育水平，而日本和韩国的教育制度缺乏弹性（如没有休学、转换专业等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国家的极低生育率。
具有弹性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可以为个人生命历程的规划及时间安排提供更多的选择。在缺乏弹性的制度背景下，个人生命历程的模式化程度更高，个人选择的机会更少，进而给生育带来更大的时间配置压力。
上述四种制度安排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教育制度是一种社会分层筛选机制，职务晋升制度是一种社会流动竞争机制，收入分配制度是一种收入压力机制，人口流动是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变革机制或现代性传播机制。
虽然这四个机制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不同，但基本上涵盖了富裕阶层以外的所有社会阶层。这些影响一旦内化于个人的生命历程，就会形成一种制度性的社会行为模式。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其生命历程中的社会角色及转换与家庭角色及转换之间会形成紧张或冲突关系，进而造成了女性在工作或职业发展与生育之间权衡的困境，当这种困境成为年轻女性普遍预期的情境时，就会生成一种低生育文化机制和低生育行为的路径依赖。
最后，李建民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归纳总结。他指出，经济、文化和制度三个层面的逻辑通过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低生育社会场域：
回到 “偏好” 问题
个人生命历程的制度性分水岭及路径依赖所形成的激烈社会竞争，对生育具有强烈的压制性影响。分水岭效应源于教育制度对学生的社会初筛和分层，制度性路径依赖是指一旦进入高低不同的人生轨道，就很难从低层轨道跨越到高层轨道，而进入高层轨道的人将面对高度细分的职级金字塔。
进入低层轨道的人因收入低且不稳定而具有更强烈的收入偏好，同时，他们期望子女能够赢得自己输掉的教育筛选，对子女质量具有较强的偏好。
进入高层轨道的人具有更强烈的个人发展期望和社会流动偏好，同时面对短暂的个人发展机会窗口，因而具有更高的生育机会成本。
无论进入哪条人生轨道，都会面对压低生育意愿的力量。
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三条逻辑都具有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在这些构造力作用下所形成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其中的社会场域，对个人的生育意愿、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模式的路径依赖。
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变化相对缓慢，因此，低生育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这意味着扭转低生育率局面将十分困难。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压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制度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