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5日上午，河仁慈善论坛第94期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401合美堂举行。全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受邀做了题为“死亡社会学：缘起、议题及其展望”的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院长陈友华教授主持。
讲座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重点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死亡的社会性特征以及社会学视域下死亡问题的研究内容。其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侧重考察了死亡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挑战。最后，基于现有相关研究的薄弱性，对中国死亡社会学未来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应用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一、《死亡社会学》研究的迫切性及其缘起
1.死亡的忌讳与死亡教育的缺失并存
死亡的统计数字及其背后的社会诠释。世界范围内，每年大约有5，571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天152,640人死亡，每小时6,360人，每分钟106人，每秒钟1.8人。2022年，中国大陆全年有1,041万人死亡，大约占世界死亡总数的15.5%，相对于每天28,521人死亡，每小时1,188人，每分钟接近20人。21世纪以来中外重大突发死亡事件共17起。因此，死亡不仅是老人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也让死亡问题成为社会中每个人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2.《死亡社会学》学科产生的宏观背景
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看，正在从年轻型、成年型、老龄型、高龄型转变。从流行病模式转变看，现代社会疾病谱的转变，使得死亡模式由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快速的死亡变成了由不可逆转的慢性疾病导致的缓慢的消耗性死亡。一方面这意味着人们的临终阶段被延长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死亡不再完全是突发事件，而是有所预料且可以准备的。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的死亡质量不仅与生命质量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影响死亡质量的因素也变得更加复杂。
接下来，陆杰华教授介绍了《死亡社会学》学科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方社会转型理论认为，社会发展遵循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发展脉络。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暗含着社会整合模式以及与社会整合相关的社会文化、社会规范、社会功能等发生巨大的变迁。社会转型意味着需要应对种种现代性的挑战，现代社会中对死亡问题的反思主要针对现代性本身的困境。除此之外，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也涵盖了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公平分配的相关问题，以及现代医学带来的相关伦理问题。
现代社会中的风险与死亡并存。现代社会中，诸如战争、核灾难、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是必经之路。工业化为人类生活带来了种种便利，但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也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根源。
死亡的主体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一方面，个体化与器械化是现代社会的两个显著特征。个体化与器械化的现代性特征贯穿了现代生活体验的方方面面，且在个体面临死亡的时候更为凸显。这是因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较传统社会更为疏离，个体化的倾向使得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感到更加的孤独无依，在这种孤独无依中死亡的恐惧被无限放大。另一方面，在临终的治疗和护理过程中，现代医疗体系又使得这一过程变得器械化以及非人本化。程序化以及器械化的临终治疗使得人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时也使人在面对死亡时失去了作为主体应有的尊严。
大众传媒即时性传播的影响。现代社会便捷及时的通讯技术以及扁平化的信息传播媒介使得人们得以更加频繁地接触到与死亡相关的信息，因而与传统社会中死亡的仪式性相比，现代社会中死亡以一种更加日常的存在方式被人们所感知。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死亡文化的形式、影响方式等。
二、《死亡社会学》研究对象及其主要议题
死亡社会学主要是研究在社会文化、人际交往关系和个体生活境遇背景下个体和群体对死亡、临终与丧亲的行为方式与态度以及由此引起对个体、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影响，其中个体和群体是其主要研究对象。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涵了三个要点：突出其社会学性质；突出微观、中观与宏观层次；突出其学科交叉性
死亡的主要特征：一是普遍性，所有有生命的生物最终都会死。死亡是无处不在、必然发生和不可避免的；二是不可逆性，死亡是不可逆转的和最终的，已死的器官通常不可能复活；三是因果性，死亡的发生一般都存在生物学上的原因；四是偶然性，由于突发性的社会事件或者自然灾害引起即时性的死亡。
死亡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四个重点方面：客观研究各种社会因素与死亡的相关关系，并研究其作用的变化模式；多维度、跨学科与综合地审视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不同时段对死亡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变迁；既总结和揭示死亡现象的共同规律性，同时探讨其差异性；积极探究死亡产生的社会文化模式、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应对。
社会学视角审视与死亡相关的议题包括：死亡的社会属性是什么？现代性与死亡的关系是什么？现阶段死亡模式的主要特点有哪些？死亡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基础有哪些？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视角研究死亡议题的独特性又是什么呢？死亡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死亡统计测量？影响死亡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哪些？社会失范背景下的死亡解释？再社会化与死亡的关系是什么？死亡的文化象征有哪些？生命周期阶段的丧亲（友）反应有什么特点？向死而生的个体和社会应对策略是什么？
三、《死亡社会学》的案例及其展望
1.《死亡社会学》案例
《死亡社会学》案例--痛苦抑或安详: 老年人临终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关注的核心议题：人在死亡的时候感到痛苦吗？为什么有的人安详辞世，有的人却在临终时却十分痛苦？什么样的人安详辞世，什么样的人在痛苦中辞世？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人们临终时的状态？死亡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
（1）研究背景
每个人都希望生命能够“善终”。 “善终”不仅仅指寿命的延长，更意味着能够从容、安详、有尊严地告别生命。现代社会疾病谱的转变，使得死亡模式由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快速的死亡变成了由不可逆转的慢性疾病导致的缓慢的消耗性死亡。人们的临终阶段被延长了，这意味着死亡是有所预料且可以准备的。因此，现代社会中的死亡质量不仅与生命质量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且影响死亡质量的因素也变得更加复杂。
（2）相关文献回顾
影响临终状态的主要因素：导致临终痛苦的因素是复杂的。病理性的疼痛症状固然是导致痛苦显而易见的因素，然而对于个体而言，痛苦的感受其实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经历，不仅受心理因素的间接影响，在更深的层次还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对老年人临终痛苦感受的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疼痛症状及病理因素”、“社会支持及心理因素”与“社会属性及文化因素”。
疼痛症状及病理因素对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临终通常伴随着疼痛的症状，而不同类型的疾病是导致临终老年人痛苦症状的直接因素。有研究将临终状态分为四种，即突发性死亡、癌症、器官衰竭以及虚弱死亡。四种病理因素导致的死亡呈现出差异性的生命衰退轨迹，病理疼痛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社会支持及心理因素对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一方面，专业的护理可以有效地控制疼痛，缓解生理上的不良反应。另一方面，临终阶段的护理状况以及临终阶段的心理和情感状态等是影响老年人死亡质量的主要因素。此外，老年人在临终阶段对来自家人、朋友等的社会支持的渴望尤其强烈。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可以缓解临终患者的痛苦；相反则会带来心理压力，从而对老年人的临终感受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属性及文化因素对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不同社会属性的个体曾经的疼痛经历、所属文化、对疼痛的容忍度、对疼痛的定义、对疼痛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而不同的个体对疼痛的认识与感知也存在差异。同时，个体的死亡质量还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同其他医疗资源一样，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更有能力获得质量更高的临终照料资源，因此在临终阶段的痛苦程度也更低。此外，国家与政府在与临终照料相关的公共服务中的投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死亡质量。
（3）研究设计：研究框架
基于不同因素对老年人临终痛苦感受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将影响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因素分为“近端”因素与“远端”因素：其中病理症状被认为是影响痛苦感受的“近端”因素，而相关的社会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痛苦感受的“远端”因素。
研究假设：1.病理症状并不是影响老年人临终痛苦感受的唯一因素，临终照料与社会支持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也会对老年人临终感受产生显著影响。2.尽管病理症状对老年人临终的痛苦感受有直接影响，但临终照料与社会支持可以充分缓解病理症状带来的痛苦感受。3.社会环境在整体上影响临终照料与社会支持对缓解老年人临终痛苦感受的效率与程度。
数据来源：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2011年追踪调查中的死亡老人数据。此期调查中，总共收集到5642位曾接受2008年调查访问，且在2011年回访去世老人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由去世老人的最亲近的亲属提供。在剔除缺失值后，共得到5056个观察样本。
分析方法：通过序次logistic的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建立回归模型。因变量：老人年临终状态量（该变量为序次变量，根据临终时痛苦程度的不同共有5个取值，变量的向上取值反映了痛苦程度的递增情况）。自变量：病理症状、临终照料与社会支持、社会环境这三类因素。
主要分析结果：患病症的分布情况。通过对数据的初步描述分析，我们发现临终老年人的主要病理症状特征为虚弱，其次是慢性病，最后才是癌症等恶性疾病。这意味着大多数临终老年人的需求以日常照料为主，这种照料主要针对临终者自理能力受限，而并非与疾病的对抗性治疗。
临终前获得生活支持的情况：临终照料的可及性、可承担性和专业性被认为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死亡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我们在研究中选取了与其相对应的3个变量。“临终前及时的治疗”反映医疗资源对老年人的可及性；“临终前一个月的照料费用” 反映老年人对临终照料的承受能力；“临终前主要照料者”间接反映临终照料的专业性。此外，考虑到家人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故用“临终前（一年）的居住安排”来反映其社会支持状况。
社会属性及临终地点情况：临终地点对于临终者有直接的影响（Wright et al., 2010）。同时，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异无论是在医疗资源分布还是文化上都将对个体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将临终地点与城乡作为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纳入模型。此外，“社会经济地位”与“教育水平”通常被用来反映个体社会属性，我们将其纳入模型以考察个体社会属性对临终状态的影响。
模型分析结果：病理症状对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模型2与模型1的对比表明，尽管临终照料与社会支持可以缓解病理症状给临终者带来的痛苦，但其作用仍然有限。临终老人病理症状的严重程度仍然直接关系到其临终痛苦程度的高低。这一结果不仅指出了中国目前临终照料尚未达到良好的效果，同时反映出由于缺乏在临终阶段控制疼痛的意识，老年人在临终阶段正难以避免地承受着病理疼痛的折磨。
临终照料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临终前一个月的照料费用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照料费用越高，其老年人临终时痛苦程度越高。由此可见，医疗服务的可承担性对临终痛苦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较高的照料费用并不意味着更高的死亡质量，反而会加重临终老人的痛苦程度。相比子女照料，护工提供的照料更能够帮助老年人减轻其临终时的痛苦。而子女给予临终老人支持与陪伴，对于帮助老年人减轻临终痛苦提高其临终阶段的生命质量，具有显著的作用。
社会环境对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的临终痛苦程度要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群体临终时的痛苦程度显著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群体。这一结果最重要的启发在于：死亡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并且“死亡不平等”，不仅仅在于不同社会阶级死亡风险的差异，还体现在死亡质量的差异上。最后，认识到这一“死亡不平等”的存在，也将提醒我们在发展临终照料事业中需要更加注重相关社会资源与医疗资源分配的社会平等性。
结论与讨论：分析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即病理症状并不是影响老年人临终感受的唯一因素，临终照料、社会支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临终感受与痛苦程度。临终照料与社会支持对中国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的分析回应了“研究假设2”，即临终阶段的照料与社会支持可以帮助老年人减轻病理症状带来的痛苦感受。社会环境对中国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的分析支持了“研究假设3”。在控制了社会环境因素后，临终照料的专业性以及社会支持对缓解临终痛苦的作用随之减弱，这说明社会环境会影响原有的社会支持对缓解老年人临终痛苦感受的效率与程度。分析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即病理症状并不是影响老年人临终感受的唯一因素，临终照料、社会支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临终感受与痛苦程度。临终照料与社会支持对中国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的分析回应了“研究假设2”，即临终阶段的照料与社会支持可以帮助老年人减轻病理症状带来的痛苦感受。社会环境对中国老年人临终状态的影响的分析支持了“研究假设3”。在控制了社会环境因素后，临终照料的专业性以及社会支持对缓解临终痛苦的作用随之减弱，这说明社会环境影响原有的社会支持对缓解老年人临终痛苦感受的效率与程度。
2.《死亡社会学》展望
死亡无时无刻都在发生，但突发的疫情无疑“放大”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死亡不仅引发人们的恐惧，也正在改变着生者和逝者的社会关系。突发疫情逝者的社会影响亟待学界给予充分的关注，包括死亡、丧亲和临终等议题。疫情防控常态下死亡教育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死亡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分支。死亡社会学关注个体和群体对死亡、临终与丧亲的行为方式与态度以及由此引起对个体、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影响机理。死亡社会学在中国刚刚起步。死亡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有待于政府、学界及其全社会的重视。帮助14亿人死得更好，也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起码要求。
所有面向死亡的思考,都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陆杰华教授的演讲内容丰富，数据分析详实，激发起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陆杰华教授对于师生们提出的如何缩小城乡养老差距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在热烈讨论后，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