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9日下午，河仁慈善论坛系列讲座第110期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401合美堂举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辰瑶教授受邀作题为“做与说：行动者如何打破传播困境？”的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副院长徐愫主持。
主持人徐愫老师
本次讲座，王辰瑶教授从“做”与“说”的永恒张力出发，结合案例，探讨了行动与传播的关系以及行动者的传播困境等问题，并介绍了打破困境的行动者“传播解决方案”。
主讲人王辰瑶教授
“听其言，观其行”、“行动胜于雄辩”、“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些中外的谚语告诉我们，“做”与“说”之间存在着永恒张力。做与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王辰瑶教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她认为，从学术意义上理解做事与传播，必须回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修辞的不同看法上去，他们对于修辞的不同看法恰恰体现了后世绵延数千年的永恒张力。柏拉图猛烈批判“修辞术”，瞧不起当时靠演讲以及教授别人演讲技术的培训师，柏拉图认为这些人是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他们采用的“修辞”术是颠倒黑白的骗术，是迎合大众的谄媚术，毫无智识，只知道迎合，把虚假的东西包装成真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书叫《修辞学》，后续对“修辞”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开始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很多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是那种颠倒黑白的、把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东西包装成谄媚的话术，这种批判当然是有道理的。同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和柏拉图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除了柏拉图批判的这种情况外，不得不看到正确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也需要“修辞”，这里的“修辞”指的是如何把符号组合成一种叙述，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真理也是要修辞的，真理也是要用恰当的方式传播出去的。这就给了“修辞”、“传播”以恰当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于后续的修辞学、传播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奠定的理念直到今天仍然非常重要。比如，他认为修辞学实际上是辩证法的对应，逻辑思考论证的过程要用相应的修辞和叙事表达；他认为修辞学是“制作性知识”，要在使用的过程中体现这种知识；他认为修辞学是理性的、有规律可循、需要研究才能把握其规律；他认为修辞学是通识教育；他提到了“修辞学”里三种重要的说服方式：品格、理性、情感，这三大元素直到今天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适用的。后世的学者们大多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我们是需要传播的，是需要修辞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我们要表达的这些内容是需要恰当的符号、修辞这样一个文本形式来公之于众的。
接下来，王辰瑶教授谈到了在今天全媒体传播环境下，行动者的传播困境。她从环境困境、主观困境、协同困境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王辰瑶教授将环境困境概括为网络化的传播环境与公共表达之间的张力。
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部分学者提出了非常乐观的想象，人类掌握了这样一种互联互通即时、互动性非常强、并且成本很低的信息沟通交往的工具之后，会带来非常多的好处。比如会给全世界带来程度更深的民主化浪潮；更大的促进言论自由；集体智慧；合作创新；信息全球化；知识成本降低；礼物经济、分享和创造；促进互相理解……但真实的社会和理论家们的想象有非常大的不同，互联网发展早期的想象正在离我们远去。除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影响与早期想象大为不同，还可以看到，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人们对当时的新媒体技术到底是什么的想象和后来实际发展非常不一样。1990年代web 1.0-门户网站、2000年代web 2.0-微/博客、新闻网站、2010年代移动互联/微信、头条、2020年代智能物联/AIGC/短视频平台，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一浪接一浪的不断促使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新？什么是传统？
王辰瑶教授指出，在数字全媒体的传播环境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 “平台”。平台提供了内容的作价，提供了生产内容、交流内容的空间。今天我们有很多大的社交媒体平台，问题在于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很多时候是平台的力量在起作用。问题是，在这些平台的宰制之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会出现什么变化呢？这是我们新闻研究非常关心的问题。在反思“天真的乐观主义”这样一个议题里，大量研究在反思平台宰制之下，我们是不是看到的东西比过去更好，精确的算法是不是让我们真正看到想看的东西？在平台的宰制之下，是否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研究者们还在讨论。但是，有一个观点是非常确定的，即平台并非是“平”的，而是以特定方式结构的。研究者对智利两家新闻媒体的长期民族志研究发现：数据指标以及定义数据指标的力量（而不是新闻采编人员或作为“人”的受众）严重影响新闻选择和新闻可见度。王辰瑶教授以“郭有才莫名火了”、“巴黎丢作业事件”为例，进一步阐释了平台的结构性力量。
王辰瑶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用户与真实民意之间存在的问题。她指出，2023年多项研究揭示出“数字公众”对新闻业的负面影响，包括自负的公众容易掉入阴谋论框、恶意批评和在线骚扰新闻记者和媒体的现象突出、情感公众容易被算法“计算”、极化的公众意见更活跃（意识形态被过度代表）、反感精英和被代言等。此外，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幻象”洪流正在生成。比如，印度大选期间，制作deepfake视频已成为一条产业链。王辰瑶教授认为，新闻业不应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上游。
王辰瑶教授进一步指出，“新闻业危机”概念化迄今已有十五年，“危机的表现”更为复杂了。比如敏感观众极端言论的问题，平台化程度过高的问题。今天网络化的传播环境逐渐被各种力量，以各种方式在进行结构，这样一个结构的过程，研究者从过去乐观的判断到今天警惕的声音发出来。面对今天这样的全媒体传播环境，在不确定时代要保持理性乐观和清醒的意识。
随后，王辰瑶教授阐述了行动者的主观困境。表现在传播难度变大，行动主体的传播意愿下降、传播能力不足。原因在于：一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负面情绪（恐惧、厌倦、焦虑等）阻碍有效传播，“不想说”；二是“公共传播”本身是一个专业知识系统，“说不好”。王辰瑶教授指出，要用系统化思维理解什么是好的新闻传播作品。
接下来，王辰瑶教授阐述了行动者的协同困境，表现在新闻系统外部的行动者对专业传播者的误解与工具化。她指出，今天新闻传播系统之外的主体对新闻传播者本身有很多误解，也有过分工具化的倾向，这两方面既使得专业新闻从业者在今天的语境下产生很多困难，也不利于其他行动者把事做好，建构一个更加和谐的关系。另外，新闻传播系统自身十几年以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新闻传播系统跟过去只是由传统媒体构成的领域已经不同，多了很多外围行动者、辅助行动者，他们互相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称之为多元的行动者网络。外部的行动者对专业新闻传播者产生误解、产生工具性的需求，久而久之，新闻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僵化。
最后，王辰瑶教授提出了行动者的“传播解决方案”。第一，要树立正确的“行动-传播观”。要意识到传播也是行动，以言说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第二，要具备“公共传播”素养。包括：注意“公私之别”、牢记“事实-情感-价值”（三者缺一不可）的表达原则、选择传播方式和传播时机。第三，要借力良好的传播网络。王辰瑶教授指出，南京大学全球公益传播研究中心成立的一个思路就是要把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方法连接到各个青年，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行动，把做事和传播变成协作、合作的力量。
在问答交流环节，师生就如何看待“议程设置理论”，如何平衡新闻真实性和趣味性，如何把握新闻时效性和准确性等问题与王辰瑶教授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王辰瑶教授本次的学术讲座内容分享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激发了师生深入思考和探索的热情，得到了一致好评。本次学术讲座在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